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，我们听到看到了各类专家的声音，流行病学家、病毒学家、预防医学专家、临床医学专家，但我们依然有困惑。 2003年SARS以后，我国就建立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，医疗技术也比17年前有很大提高，为什么这次疫情依然发展成今天这样？ 动用全国医疗资源，想尽办法扩大床位，依然很难做到应收尽收，这是放在哪个城市，可能都一时无法缓解的巨大的供需矛盾？或者我们可以提早有更好的解决措施和办法？ 在消除大众恐慌，避免疫情产生更多社会矛盾上，我们还应该做什么？

导读:

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，我们听到看到了各类专家的声音，流行病学家、病毒学家、预防医学专家、临床医学专家，但我们依然有困惑。

2003年SARS以后，我国就建立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，医疗技术也比17年前有很大提高，为什么这次疫情依然发展成今天这样？

动用全国医疗资源，想尽办法扩大床位，依然很难做到应收尽收，这是放在哪个城市，可能都一时无法缓解的巨大的供需矛盾？或者我们可以提早有更好的解决措施和办法？

在消除大众恐慌，避免疫情产生更多社会矛盾上，我们还应该做什么？

 

“创奇说?抗疫主题系列”迎来的第一位访谈嘉宾，是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创始人、执行理事长蔡江南教授，他参与了美国第一个（麻省）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方案和2009年中国新医改方案的研究工作。他将从卫生经济和卫生政策角度，带来对本次疫情的思考。

——本期采访人：薛梅

创奇说：这次疫情发展至今，汹涌程度已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2003年非典以来，我国就建立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。很多专家也在媒体上提到，我们现在应对疫情的能力已非常强，远非非典时期可比。但这次疫情为什么还会发展成今天这样？

 

蔡江南：我想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。

 

一个非常重要的客观原因是这次新冠肺炎本身的特点。

 

与SARS相比，症状不典型，有肺部呼吸道的症状，也有一些胃部的消化道的症状，有发烧也有不发烧，甚至还有一些没有明显症状的病人，自身带菌也具有传染性。这使得很难把新冠肺炎病人，从普通流感和肺炎病人中快速辨别出来，造成了大量人和人之间的传染。

 

另一重要的主观原因，我觉得是我们公共卫生的决策机制和反应机制，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，还是有很多可以改进和提高的空间。   

 

这次我们采取了层层上报的一种决策。信息很早发现了，一级一级的上报，在上报的过程中，下级需要等候上级来做决策，表现比较被动，没有及时把信息通过一种更好的方式进行传播。刚开始，为了避免引起恐慌，把情况说的不是那么严重，造成了对老百姓甚至对有关方面决策的一些拖延和误判。当然，这和这次新冠肺炎疾病症状表现不典型，也有一定关系。

 

公共卫生的决策和反应机制是主观上的原因，疾病本身的特点是客观上的原因。主观和客观这两方面，都造成了这次疫情发展到现在的状况。

 

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可以检讨的方面，就是为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出现，我们要做的战略物资的准备，似乎是不够充分的。

 

我们发现很多所需要的，比方口罩、防护服的短缺。照理说，在一个这么大的13亿人口的国家，为应对公共疫情的战略物资储备，即便不是每一个省都要有，起码在每一个地区，应该有战略物资的仓库，一旦发生疫情，这些仓库储备就能拿出来使用。

 

而且这些储备物资应该是通过政府买单的方式。因为这是一种国家战略储备，与打仗的武器、粮食的储备是类似的。

 

这次疫情当中，我们没有看到有这方面战略物资储备的报道，而是看到医疗物资短缺的情况非常严重，使得一线的医务人员、医生、护士，有时候冒着非常大的生命危险在抢救病人，有一些医护人员的防护服都没有办法及时更换。这是我们今后应该改善和吸取教训的地方。

 

 

创奇说：1月24日春节前，就有媒体报道武汉发热定点医院大排长龙，一床难求，之后政府采取了联防联控，个人居家隔离，社区医院初筛上报的措施，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包括普通流感在内的发热病人，一窝蜂去医院的交叉感染，但之后还是有媒体报道，武汉有不少人特别是老人，各种渠道都无法及时得到确诊，无法住进医院，以致病情加重甚至死亡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？

 

蔡江南：武汉出现了典型的医疗挤兑情况，就是说大量的人群同时涌去了大医院，其中包括普通肺炎和流感病人，因为冬季本来就是流感的高发季节，造成了有限的医疗资源被挤兑，更严重的是，这批人挤在一起，互相之间造成了交叉感染。

 

其中估计有相当一部分人，如果原来及早在基层医疗做初步的筛选，不要都挤到大医院，可以避免受到传染，成为新冠肺炎病人。医疗挤兑造成的交叉感染，使得新冠肺炎病人数量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造成医疗资源的紧张。

 

可以看到，武汉的医疗资源相对来说已经是比较好的了。但我们前期，疾病的控制做得比较慢，这次疾病的传染性又非常强，加上大多数病人症状比较轻，这么多人一下子挤在医院里头，一部分基础条件比较差，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人，不能及时住院收治，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情况。

 

一时出现不能尽收尽治的情况，与初期的诊断标准比较高和单一，同时检验试剂盒不足也有很大关系。很多人没有及时检验出来，这些人在社会上又会造成新一轮传播。

 

总之来看，这次的情况在武汉表现得非常严重。大量的人涌向了几个有限的医院，因为这些病人要收治入院，一下子要腾出这么多病床，是非常难的。

 

现在全国各地去了大概一万多医疗人员，造了两个超大型的传染病医院，但依然不能应付这么一个突然短期上升的医疗需求。

 

怎么来有效解决目前出现的供不应求的状况，其实我们欠缺的是一个有效的分诊网络。

 

在一个有效的分诊网络里，如果通过基层或者二级医院首先做一个分诊，把大量的疑似或者普通感冒的病人先筛选出去，把那些真正比较重的、更大可能是新冠肺炎的病人，先收治起来，使得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，会有助于减缓，甚至是避免出现这么一种非常严重的情况。

 

创奇说：我们也看到，武汉从春节后就一直在赶建的两家医院，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，加在一起的计划床位是2500张。此外，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1月28日介绍，武汉市第四批定点医院征用开始，包括武汉的14家医院，能够腾挪出6000张床位，同时还建立了一批类似战场上使用的方舱医院，用于收治现在的疑似病例和确认病例，包括发热留观待排查的病例。但还是出现了上述悲惨的情况。这在多大程度上，是因为疫情突发，放在哪个城市，可能都一时无法缓解巨大的供需矛盾？或者我们可以提早有更好的解决措施和办法？

 

蔡江南：实际上，武汉出现这个情况，是因为在它的三级医疗体系当中，只依靠了塔尖上的三级医院在做全部的工作，没有整个发挥三个级别医疗的不同功能，特别是广大的基层医疗，在这次疫情当中没有发挥它应该起的作用，即基本的筛选。其实有些问题在基层是可以解决的，甚至是二级的医疗，仅仅依靠那几家三级医疗，放在任何一个城市可能都是没有办法来解决的。

因为这次疫情时间拖得有点长，在武汉出现了非常多的二次三次交叉的感染，还有大批疑似人群，这其中，有多少是新冠肺炎病人，有多少只是症状相同。如果对这部分人通过一个更有效的方式做筛选，及早做筛查，是可以避免上述非常严重的情况出现的。目前动员了全国的医疗资源来支援武汉，这种战时动员的方式尽管可以缓解目前武汉的局势，但是难以广泛复制到其他地方。

 

 

创奇说：现在是自媒体时代，我们接触信息的渠道特别多，这次疫情，从12月中下旬就有武汉卫健委关于疫情的红头文件在微信群转发，1月20日前后，各种消息在亲戚朋友间的微信群纷纷流转，但我们却越来越恐慌，不知道该相信谁，去药店抢口罩，去超市抢蔬菜米面。有时候，恐慌比疫情更可怕。在消除大众恐慌，避免疫情产生更多社会矛盾上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

 

蔡江南：这次疫情，官方的渠道和专家的声音特别是在初期是不足的，主流媒体也是欠缺的。

 

到目前为止，媒体报道了很多前线疫情的数字，医务人员的奋不顾身，但对于一些基本科学常识的普及宣传，例如怎么洗手、怎么戴口罩、个人怎么防护，这方面的宣传教育还不够。这次疫情对提高老百姓的疾病认识、健康素养，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时机。

 

最近一个关于病毒的短片，一下子在一天当中点播量非常大，是一个年轻人的微信号做的。为什么我们那么多的专家资源，正规的渠道、主流的媒体没有生产类似的知识，做普及的教育，使得老百姓只能从非主流的渠道获得信息，包括微信、微博、网上的各种各样的流言就有了市场。

 

流言之所以有市场，就在于权威专业的声音的不足和欠缺。

 

我们应该好好吸取教训，媒体不只在疫情的时候，在平时就应该请专家多做一些科普教育，这是最基本的。比方说病毒和细菌有什么区别？对于病毒的防范，应该做什么样的保护？这方面的知识，老百姓是非常欠缺的，但在疫情来临时却非常重要。

 

提高免疫力、抵抗力是抵御病毒侵袭的重要因素。怎么提高个人的免疫力，是和我们平常的健康管理联系在一起的，包括睡眠、营养、锻炼。这方面的知识非常重要，应该有好的宣传教育的材料，主流媒体的渠道，给老百姓做普及提升。

根据我自己的经验，如果国外发生公共卫生疫情，专门会有一些频道，一天24小时，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播放和疫情有关的信息，包括请专家做访谈，请医务人员做健康教育和普及。我们非常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。

 

 

创奇说：虽然现在抗疫还在攻坚阶段，总结反思好像还有些为时尚早，但还是想请您从卫生经济和卫生政策的角度，给到我们一些迎接未来的思路和方向。

 

蔡江南：2003年SARS的时候，我还在美国，后来有机会回国做交流，发现SARS一下子把医疗和公共卫生的重要性显露了出来。之前，相对来说，我们国家的医疗公共卫生部门，在所有政府部门当中，地位比较低，不被重视。

 

同时，我也看到国内这个领域当中，人才非常短缺。我的专业，不是一个学医和学药的技术领域，而是一个跨学科的交叉领域。因为在医疗卫生领域，公共卫生需要跨学科的知识，需要经济学、管理学，政策、法律，包括社会学和医学结合起来的跨学科知识。因为医疗是一个系统，很多问题，只在医疗领域内无法解决，需要动用社会资源，动用经济资源，需要有管理，包括宏观层面的管理。

 

卫生经济和卫生政策的重要性，一点也不会比临床医学差。因为你有了医疗技术，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宏观管理体系，资源很可能就用的没有效率，会浪费。实际上，这次疫情中也暴露出来了，我们在组织动员资源的效率上是不够的。

 

尽管和17年前的SARS比，现在的医疗条件、硬件的装备、器械、医疗人员的人数和水平都有了大大的提高，但实际上，这次的组织当中有很多的漏洞，我们的体系当中互相的配合、资源的流动、资源的动员效率，有很多方面是可以改进的。所以这方面的研究，这方面的人才，如果不能发挥作用，即使技术条件很好，也不能把原来10分的作用发挥出10分。

 

所以如果反思总结这次疫情，我们需要从各个角度来进行，需要从公共卫生、医学、药学、流行病学，也非常需要从宏观的管理、卫生经济学、政策，包括组织的结构。

 

谁来决策，哪一级决策，什么样的权力应该是分权，什么样的权力应该是集中，包括应该怎么做到信息透明，但另一方面要防止引起老百姓的恐慌，这当中都需要宏观的考虑和设计，这不是仅靠一个局部的微观的技术问题所能够解决的。

反思的意义还在于，类似的问题可以套到其他领域，比方说我们国家的创新，相对来说比有些国家落后，创新的落后可能不简单是技术上的原因，很可能还有这种软科学，包括一个组织，怎么管理，怎么分配资源，怎么决策，包括创新的商业模式、创新的政策。
在技术上的差距可能比较容易赶上去，但在系统上、组织上的差距，是更加费时间，而且我们不太容易看到这方面的问题，往往会容易忽略，或者感觉不重要，实际上非常重要，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，往往更多的不是硬件上的差距，不是技术上的差距，就是一些组织管理方面的差距。

 

组织和管理方面的问题，我们在疫情之后的总结中，是需要好好思考讨论，甚至做一些争论的。

 

包括2009年开始的新医改到现在，政府花了不少钱，盖了很多的医院，投了很多的药和设备，在硬件上，速度发展得很快，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也比较小。但在整个医疗体系的设计上，在组织上的问题还是非常严重的，所以需要卫生经济学家、卫生管理、卫生政策的专家，来一起来参与这方面的工作，和我们的医疗人员和技术人员的知识结合起来，才会形成一个比较有效的系统。

 

 

创奇说：这次新冠疫情爆发以来，我们听到看到了各类专家的声音，流行病学家、病毒学家、预防医学专家、临床医学专家，他们都解答了我们某一方面的疑问，但我们依然有困惑，您能简单介绍下卫生经济和卫生政策专家主要是做什么的吗？

 

蔡江南：和临床医学不一样，卫生经济学和卫生政策属于社会科学。卫生经济学和卫生政策的分工，有点像一个是理论物理，一个是应用物理。

 

卫生经济学要回答的两个主要问题

 

卫生经济学主要回答，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，到底哪种选择从经济上来说效益更高，也就是进行成本和收益的比较或者说性价比的比较。因为任何时候资源都是有限的，在有限资源的约束下面临着不同的选择，那么不同的选择之间，我们怎么来做比较分析，做出一个经济上最有效的选择，这是卫生经济学首先要回答的问题。

 

在做出了经济上最有效的选择之后，卫生经济学第二个要回答的问题就是，怎样激励人的积极性，实现这个目标。因为往往一些好的政策，它的激励的方向不对，也没办法实现。

 

概况来说，卫生经济学要回答的两个大的问题，一个是如何做出经济上最有效的选择，第二个是通过怎样的激励机制来实现这个选择。

 

卫生政策的作用

 

从卫生政策和卫生经济学的关系来说，卫生经济学推荐出好的选择，找到了激励机制，接下来就需要具体的政策，把这些东西贯彻下去，所以卫生政策是政府的一个工具，是一个执行贯彻的工具研究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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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奇说

 

抗疫主题系列

 

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策划出品的大健康行业访谈栏目，受访者来自于科研院所、政府监管部门、或产业实践。旨在探讨具有普适性的现实问题，给出建设性、专业性的观点和建议，以期为健康行业的良性发展鼓与呼。

“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，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。”

 ——恩格斯

十七年前，我们曾经历过一次病毒感染肺炎疫情，血的教训换来了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建立和加强，但这次疫情再次重重地提醒我们，我们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改革和完善。我们的医疗体系建设、公共卫生管理、信息监管与透明、健康管理教育与普及、行业创新与发展等，都在血与火的淬炼中，期待着一场新生。以推动中国健康行业良性发展为使命的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，与健康行业寻路者们，一起探讨前路，共赴新生！

 

蔡江南教授

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创始人和执行理事长、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访问教授、原中欧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。他在中国和美国的大学、咨询公司、和政府部门从事了近三十年的卫生经济和卫生政策的教学、研究和咨询工作，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研究成果。参与了美国第一个（麻省）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方案和中国新医改方案的研究工作。曾获1990年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（我国经济学最高奖）。1997年获得美国布兰戴斯大学社会政策博士、1984年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、1982年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学士。

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

 

创奇健康研究院是在大健康领域内，通过连接政策制度、技术发展、商业模式，推动产业、学术、政府、投资、媒体深度交流学习，建立一个帮助健康行业价值创新和领导者持续成长的平台。研究院受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委员会指导。

 

2019年，卫生经济和卫生政策专家蔡江南教授作为发起创始人，在大健康领域的政府领导、学术专家、产业领导者和实践者的支持下，联合了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胡善联教授、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俞卫教授、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宋成利教授，共同推动了研究院的创立。

 

秉承“智慧领航、健康创新、价值创造”的宗旨，研究院围绕政策制度、产业创新、技术发展三个层面，开展研究、学习、论坛、产学研互动。通过为健康行业领导者赋能，来促进我国健康行业管理能力的更新换代；通过建立国内外先进科研成果与市场应用之间的桥梁，来推动大健康领域的价值提升创新。